史前时代，中华文明“满天星斗”竞相夺目。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黄河等水系带来丰足的资源，中原华夏文明最终脱颖而出。

  20世纪9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提出“重瓣花朵式”的文明格局，意思是：中国史前时代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核心（花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分层次联系（东夷、百越等文化处于第二或第三层，是花瓣）的重瓣花朵式格局。

  从“满天星斗”到“重瓣花朵”，单核心、多层次的向心结构孕育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底色，奠定了中国历史上以中原华夏族为主体，同时凝聚周围各民族、各部族的向心式超稳定文化与政治结构。

  在中华文明“重瓣花朵式”向心结构中，闽越文明是其中一瓣自绽芳华的“花瓣”。因为山川阻隔，闽江、九龙江等水系独流入海，没有汇入长江、黄河等“两河”水系，而且自然环境优渥，福建史前时代的发展进程相对独立、缓慢，呈现出别样的风采。

  不过，随着稻作农业的发展、社会分工加剧，福建与中原、长江等区域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的进程不断加快，文明曙光升起，渐渐照亮福建大地。以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为代表的闽越文明最终孕育而生，完成绚丽绽放，走向了福建文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从“满天星斗”中的一颗“星辰”，走向中华文明多彩“花瓣”中的重要一瓣，闽越文明之花的发展轨迹，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模式的生动演绎。

  农业是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世界文明起源的研究根据结果得出，农业发生越早的地方，其古代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时间越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在《农业起源与文明起源的关系——以稻作农业起源研究为例》中提出：“农业起源与文明起源是一个相互衔接的、一脉相承的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过程。”

  中国是世界稻作农业的发源地。距今1万年左右，中国大陆开始栽培谷物。距今七八千年前，原始农业已然浮现，并分化出南稻北粟两大农业系统。距今5000年前后，稻作农业渐渐取代了采集狩猎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进入农业社会阶段。

  这一过程，同样发生在偏居中国东南一隅的福建。随着南北方交流交往，稻作农业的传播，福建先民渐渐摆脱原来单一的攫取型经济，生业有了更多的选择，但或许是优越的自然物产环境使然，农业革命似乎缓慢得多。

  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5300～4300年），稻作农业已在福建落地生根。闽西北地区一个内陆农耕文化的发现，显示这里走出了福建第一批农民。

  三明市明溪县城东鱼塘溪畔有南山，当地人更喜欢称之为狮子山，山脚下有5个大小不一自然天成的洞穴。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南山先民逐水而居，繁衍生息3000多年。

  上世纪80年代，一家石灰岩加工公司瞄上了狮子山，正准备炸山开发时，所幸遇到了1986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在此发现了文化遗存，山总算保住了。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县里一名年轻人突发奇想，在此开办一家休闲山庄。洞天福地，比比奇石，稍加修饰，顿成休闲娱乐的“人间仙境”。

  但是，谁也没想到，就在“人间仙境”下竟然藏着福建先民的“远古家园”。“当时大家对文物保护意识还不强。在省市县有关部门重视下，后来休闲山庄停业，文物保护提上了日程。从1998年至2017年，南山遗址进行了6次发掘，其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南山遗址保护与发展中心的张志辉说。

  2005年和2006年，福建博物院对南山遗址4号洞及山顶区域进行考古试掘，在2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内，浮选出5万余粒炭化稻谷和大量的狗尾草、飘拂草，南山人还种植粟、黍、大麦、大豆等多个品种，实证了稻作农业已经落地生根。

  “这些炭化稻谷是目前武夷山东麓地区发现的最早水稻遗存，这在同一时期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发现的史前洞穴遗址中也是十分罕见的。这表明南山先民已经掌握相对较发达的稻作农业。”福建博物院研究员范雪春说，对南山遗址人骨的研究显示，先民患有龋齿、牙结石、牙釉质脱落等口腔疾病，这是农业社会人群的典型特征。

  经过著名水稻专家、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张文绪研究鉴定，南山古稻是一个早期的、原始的向粳型演化的古栽培稻种群，尚处在原始古栽培稻向现代栽培稻过渡的演化状态。

  与南山文化基本同期，闽江上游的牛鼻山文化与下游的昙石山文化，都发现了稻作农业的遗存。

  不过，从总体上看，目前已知的反映福建先民农耕活动的遗存很有限，特别是沿海地区，生产工具以中小型石器为主，很难适用于农耕活动。虽然农业在生业经济中的比重日渐增长，但是自然资源丰富，渔猎采集的攫取型经济仍占主体地位。这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高度适应形成的格局。

  一直到了黄瓜山文化（以位于宁德霞浦县沙江镇的黄瓜山遗址来命名，距今4300年至3500年），这样的情况才有了改观。学术界一般认为，黄瓜山文化是福建沿海东北部和浙江南部最晚期的新石器文化，处于海洋经济衰落、农业经济兴起的关键时期。

  虽然黄瓜山这座贝丘遗址位置绝佳，派江吻海，大自然的馈赠依然慷慨，但是农业地位更重要：这里发现了栽培水稻的痕迹，还发现炭化的大麦和小麦种子遗存。厦门大学历史系科技考古专家葛威副教授指出，在出土的动物骨骼中，家猪的数量占25%以上。这些迹象说明，农业和家畜饲养慢慢的变成了食物的重要来源。

  多学科的联合研究，也印证了这条发展脉络。葛威领衔的科技考古团队经过研究，根据从昙石山到屏风山（霞浦屏风山遗址属于黄瓜山文化范畴）不时同期动物骨胶原中碳、氮同位素比值的历时性变化，考察了人类对海洋性资源依赖程度的变化。数据表明，从距今5000年到3600年间，海洋性资源在人类食谱中的比例越来越低，可能意味着农业的持续发展。

  伴随中原文化、吴越文化的传播，农业生产技能提升，提高了土地的开发能力，先民活动范围日益扩大，聚落遗址爆发式增长，遍布整个闽江、晋江、九龙江和汀江流域。有学者做过初步统计，青铜时代（大约距今4000年到2500年）闽江流域已发现的聚落遗址数量达到1579处，而且聚落不断扩容，昙石山、溪头等聚落都超过1万平方米。这种区域性人口急剧增长，很大可能要归功于稻作农业的快速发展。

  1985年，中国现古学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夏鼐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提出：“文明是由‘野蛮’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创造出来的。”这为后来研究者打开了一个开放的视野。

  新石器时代中期，从壳丘头文化、昙石山下层文化等考古得知，当时生产力水平低，先民们胼手胝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剩余财富不多，聚落中成员相对平等自由。随着生产力发展，稻作农业的进步，一部分人得以从农业中解放出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社会分工出现，贫富差距悄然发生并逐步扩大，社会也慢慢的出现分层，并形成阶级乃至国家等文明形态。

  距今5000年前，昙石山人进入了阶级社会萌芽阶段。考古专家通过对遗址出土人骨遗骸的鉴定，男性墓29座，女性墓23座。在随葬品数量上，男性普遍多于女性，有的随葬品多达30件。在随葬品种类上，男女差别明显，女性墓中出现陶纺轮的频率要高于男性，石镞、骨镞、贝刀等一般见于男性墓，女性墓则基本不见。

  “昙石山人在社会生产中已有了男女有别的倾向性分工，男子主要是做工具制造、渔猎等活动，女子则主要是做纺织、炊煮等活动，而且社会贫富分化状况已经初步显现。”昙石山遗址博物馆馆长董平说。

  显而易见，壳丘头文化时期聚落内部那种平等自由、共同劳作的关系发生了改变，社会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元日趋小型化，一部分人已经分道扬镳，成为特殊阶层。

  这种分工分化的趋势渐成普遍态势，文明火种点点萌芽，终成燎原之势。在距今3300年左右的商代晚期，位于闽侯县的黄土仑文化中，陶器群制作呈现规范化和艺术化的特色，表明这里可能形成了专业化的手工部门。墓葬中随葬品多者21件，有的一无所有，显示贫富差距逐步拉大。

  同时期，福建南部异军突起，漳州虎林山遗址（距今约3200～3000年）出土了青铜器、石戈、石牙璋，表明了手工业制作技术的突变，一件石牙璋长达51.4厘米，最宽近14厘米，遍体磨光，其形体之大、制作之精，显示了较为成熟的工艺。而且，这些代表社会上层地位和身份的器物的出现，表明阶层社会已经产生。

  泉州南安还发现12件成套石锛，未有使用痕迹，应是与某一特殊阶层控制的仪式活动有关，专家推测可能属于“圭”一类的上层社会礼器。南安大盈遗址西周墓出土戈、矛、锛等铜器20件，显示这并非平民墓葬，而是对整个群体和某个区域具有控制能力的特殊阶层成员的墓葬。

  2002年，在福建北大门浦城县仙阳镇管九村，发现了土墩墓，集中展现了东南地区青铜文化。过去，考古界有言“过了仙霞岭，再无土墩墓”，管九土墩墓的发现，打破了这一定论；而且，其年代约在夏商、西周至春秋阶段，填补了福建考古学序列中夏商周时期的缺环，因此得以位列2006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2005年1月至2006年12月，为了配合京台高速建设，省、市、县三级组成考古队，对管九土墩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浦城县博物馆副馆长杨军说，这些土墩墓呈散点状和带状分布，总占地面积约13万平方米，发掘的33座土墩47座墓葬距今4500年到2500年，跨越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

  土墩墓最大的亮点是发现了青铜器，这是福建省一次性发现数量最多的铜器群，兵器居多，以短剑、矛为主。10件造型精美的越式青铜剑，在全国首屈一指。其中一把青铜剑至今锋利，剑身与剑柄处雕刻有精美的云纹、云雷纹、曲尺纹，剑茎两侧铸有扉耳，剑首为喇叭形中空，与浙江长兴和安徽屯溪出土的青铜剑极其相似。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一阶段，先人把青铜这种新技术新产品首先用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惟青铜兵器，青铜器皿走入上层社会，杯、盘、尊等既是日常宴飨之器，亦可充当祭祀中的礼器。这些仿中原青铜礼器的出现，可见上层贵族的社会生活与普通百姓的距离不断拉大，也说明中原礼制已影响至此。

  营造这样工程浩大的土墩墓，需要相当大的人力和财力，意味着当时可能有相当控制能力的贵族阶层存在。《周礼》中记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这是否意味着，当时“七闽”方国可能已存在，甚至有若干处，文明曙光已经真正来临？

  判断文明时代，国际学术界通常以“城市、文字和青铜冶铸技术”作为“文明三要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冲破了桎梏，结合实际，提出了判断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三是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

  “管九土墩墓群发现的青铜器，为福建青铜文明再添实证，与另外的地方出土的西周铜铙、铜戈等青铜遗存交相辉映。大致在西周春秋时期，以青铜礼器为标志的礼制已经建立，标志着福建青铜文明时代来临。”福建博物院研究员陈兆善说。

  此时的中原地带，青铜文化盛极一时，并向铁器时代逐步过渡，先秦孕育的各种文明因素不断交锋融合、积淀升华，历经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终成大秦帝国。同时，中原文明王气南下，冲破关山阻隔，辐射带动，以文化人，催生福建文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闽越国。

  城市，是文明时代特有的、与国家相应的高级聚落形态，是国家的物化形式。从以武夷山兴田镇城村盆地为中心的大体量聚落群，到大都邑的诞生，无疑是闽越“国家”文明最具代表性的标志。

  城村，一个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闽北小山村。让人不解的是，城村又名“古粤”，“古粤”到底缘何而来，村名何以带“城”？明代嘉靖《建阳县志》有个解释：“闽王城，在崇文里，地名城村……按旧志王审知筑城建寨于此。”意思是：闽王王审知在此建城筑寨，故名“城村”。

  然而，这段文献记载误导了后人。1958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村庄东南部发现一座城址，从出土的器物断代，与广东、浙江等地汉墓出土的文物特征相似，明显属于汉代，与五代王审知无关，最终断定这是汉代闽越国的一座古城，“古粤”得名并非空穴来风。

  闽越国始建于何时，因缺乏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未有定论。学术界一般认为，闽越国建于战国中后期。根据司马迁《史记》记载，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废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后来，无诸和摇均率众辅汉伐秦，“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也就是说，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又封无诸为闽越王，由此形成闽越国，直至公元前110年被汉武帝所灭，历92年。

  到了东汉班固写《汉书》记载这段历史时，“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变成“王闽中故地，都冶”。这就为后世探讨“冶”到底是在武夷山还是福州，埋下争议的伏笔。

  不过，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有学者提出，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是“冶城地望”。

  时间回溯到1958年。当年，福建省文物管理部门在崇安县（今武夷山市）城村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了保存有较完整城墙的古城。1959年进行试掘，共揭露面积864平方米，出土陶铁铜等遗物391件及大量汉代陶瓦片，确定古城年代属于汉代，并定名为“城村汉城遗址”。

  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馆长楼建龙研究员介绍，经过60多年的考古发掘，已经证实城村汉城是闽越国时期的一座王城（是不是唯一的王城，还有争议），也是福建境内发现的唯一有城墙环绕的上古时期大型城市遗址。城郭总面积达14.6平方公里，核心区王城面积为48万平方米。

  在营造都邑上，闽越国能工巧匠毕其能事，城址枕山抱水，依山峦起伏之势而筑，西倚山势挺拔的武夷群峰，南北两侧岗阜山丘左右围护，崇阳溪由崇山峻岭中逶迤而来，以河为壕堑、山为墙屏重重合护，打造出固若金汤的城池。

  楼建龙介绍说，王城遵循着战国以来流行的都城营造规制，内城外郭，四面开东西南北4门及3处水门，东城门外的北岗、南岗分立“左祖右社”，是闽越庙、坛遗址。城内分处填筑高大而宽平的夯土台基，规模不等的宫殿苑囿错落矗立。

  大型宫殿区居于城中心，由庭院、殿堂、东西厢房、东西廊庑、东暖房、浴池和西天井等组成，以殿堂为中轴，左右呈对称布局，前朝后寝，园囿亭台穿插其中，蔚为壮观。在宫城的外围，分布着密集的手工业作坊和建筑遗址，官署区、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区布列其中，造郭以居民，郭区外围则是贵族墓葬区。

  这些都昭示着，东南边陲的闽越国西望长安，刻意追仿秦汉王朝气度，城邑布局经过精心设计，主次有序，严谨规整，处处体现王城的威严和堂皇。

  近年来，在福州屏山一带通过考古发掘，也发现了闽越国一些遗存，与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表明闽越国在福州也有高规格的建筑群。不过囿于考古材料，无从了解其全貌。

  对于闽越国的文化，许多学者归纳为6个方面：在日用器皿方面，形成了与前、后代风格不同，与同时期他族不同的自成一体的陶器系统；大型宫殿和城邑的出现，以及城市建设的成熟；与城邑和大型宫室殿堂相适应的各类砖、瓦、供排水管道系统等建筑材料的应用；精美的青铜礼乐器、生活用器和先进兵器的使用；铁器的出现及大量制造，铁器普遍用于军事、农业、手工业和日常生活中；文字的应用和流行。

  六大特征，概括了已知闽越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闽越国建立后，山海二元文化格局得到了统一，在诸多方面都极大改变了学界认知。

  闽越人的手工业门类相当丰富，除了渊源已久的制陶业外，还有纺织业、冶铸业和建筑业等，社会分工愈发精细。值得一提的是，不少陶器上加戳“林”“黄”“宫”等印记，应是官府作坊的官吏或工匠的名号，说明专业化程度明显提高。

  在城址下寺岗、黄瓜山、元宝山等地，都发现了铁器作坊遗址，如此密集，其时冶铁业的繁荣景象可见一斑。遗址出土了重达15公斤的大型铁犁，即使在中原地区也不多见；铁五齿耙问世，全国最早；还有全国同时期最长的铁矛，长达81.6厘米。而且，闽越人似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发明了更为先进的钢质铁器，钢铁器冶炼和制造技术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筒瓦、瓦当、大型空心砖等建筑材料，无不刻上秦砖汉瓦的深刻烙印。长202厘米、宽32厘米的空心砖，形体硕大，纹饰精美，为现今全国已发现西汉时期最长的空心砖，弥足珍贵；“万岁”“常乐万岁”“乐未央”等瓦当，其规格俨然等同汉廷宫殿所用瓦当，铭文篆书秀丽优美，加以云树花纹，在秦汉瓦当中亦属精品。

  令人惊叹的是，这里还有古老的“供暖设施”：陶质管道应用于排水、供暖，闽越人将水烧热，通过回旋管道的循环，使室内变暖，再通过供水管道流入浴池，设计极显精妙。有人戏言，这是现代供暖系统的“前身”。

  在秦砖汉瓦、铁器用具等方面，闽越人采取了拿来主义的务实态度。不过，闽越人并非全部生搬硬套，而是创造性融入本土文化特质。比如，虽然秦汉建筑文化蔚然成风，但是闽越人又创造性将干栏式建筑结构融入其中，从王城遗址础石网能够准确的看出，分布致密，应是支撑地面木质地板，可防潮通风。

  这种兼收并蓄，让闽越国文化集大成而走向高峰，绽放出绚丽的文明之花。“闽越文明是闽江上游古文化与周邻地区古文化在互相借鉴、融合基础上发展并开创地区文明新阶段的典型模式，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共融共生共发展的生动案例。”楼建龙说。

  公元前110年，闽越国被灭，汉武帝下令将闽越民众迁往江淮间安置。闽越文明不复鼎盛往事，城址一度湮没无闻，直到2000多年后因为考古调查才得以重见天日。

  1999年，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现场考察评估专家在城村汉城遗址当地考验查证后，深为闽越文明折服：“这是环太平洋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汉代王城遗址，是中国古代南方城市的一个典型代表，在中国和世界建筑史上占有主体地位。”得益于城村汉城这样厚重文化的滋养，武夷山当年得以跻身“双世遗”，实现了福建省世界遗产零的突破。

  习在福建工作期间十分关心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及“双世遗”保护工作。2001年12月20日，他专程考察了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

  在参观了闽越王城博物馆、察看了城村汉城遗址后，习说：武夷山正是因为有了古汉城等才有了今天的“双世遗”。古汉城就是一块文化国宝，要认真研究，合理开发。

  近年来，福建省及南平市、武夷山市持续加大对城村汉城遗址的保护工作。城村汉城考古遗址已被列入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目前正加大建设和推进力度。

  2021年3月22日至25日，习来福建考察调研，首站就来到武夷山，仔细地了解朱子文化传承和研究等情况。他指出，要推动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福建文明，源远流长；考古论今，守正创新。万寿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正式开园，让文物“活”起来，以史育人，让更多人了解福建史前文化；“国际南岛语族考古研究基地”落地平潭，交流互鉴，深入研究阐释太平洋视野中的福建文明特质……

  历史发其源，文化铸其魂。历经千年岁月淘洗，将根脉深深扎入中华大地，八闽文化、福建文明如大江日夜奔流，生生不息，带着闽人勇于探索的精神，带着善于创造的活力，带着兼收并蓄的包容性，穿越历史的长河，照耀新时代新福建的行进征程。